某市人民政府网站发表记者文章《我市四个县建成药品快检室》，文章说：“据悉，如何快速检验出假药，迅速、准确打击制假售假行为，是基层药品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县级药品快检实验室的建立，可加大对抽检药品样品的初筛力度，有效提高药品监督抽查的针对性，节约检验成本，提高效率，为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已建成的县级药品快检室自投入运行以来，共检测药品样品３２１批次，发现疑似不合格药品９２批次。”

    看到这样的新闻，既庆幸，又悲哀，更感到惊诧！检测药品３２１批次，居然有疑似不合格药品９２批次。是不是记者的笔误，还是统计不准确，已经到了基层的药品怎么可能有占28.6%是不合格的产品，岂不是荒诞，按这样的说法去推想，如果没有建立快检室的地方，不是在用28.6%的不合格药品治病吗？实在太可怕了。

    由此想到，是否全国2000多个县都要去设立“药品快检室”？还有大中城市的大医院，是否在本医院也要建立“药品快检室”？如果是这样，那对生产药品的厂家还有什么可信之言？这28.6%的不合格药品的厂家总不会都是“地下”药厂吧，我糊涂了。

    中国有多少药厂我不清楚，有多少个品种更不清楚，我只相信在正规医院，在正规商店里开出来的药是可以治病的，是不会骗人的。现在说的医患关系紧张，到底紧张在那里？要有个清楚的判断，说医生收受药品回扣可以理解，其实医院也只是一个大的药品门市部，医生就是药厂的终端销售员，一个病，有那么多同类的药都可以用，医生开哪个厂家的药，他也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也是“市场”，既然是“市场”，就会有竞争，没看到成千上万的“药代表”每天都在医院“上班”吗？哪一个行业的产品在销售运作当中没有销售“提成”呢？这些元素的组成就是“市场”，药价是有关部门审查过的，医院、医生不收取提成，多少利润也是给了“药代表”，患者没有丝毫的节约。当然，如果医生开大处方坑蒙患者，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但是，如果药品有28.6%的不合格，那是不可饶恕的！人命关天，岂非儿戏？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些是吃了不会死，吃了等于没吃的药会叫你感到无奈。这就涉及到药品的管理了，一年批出一万多新药的故事，创造了世界之最，郑筱萸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新华网北京7月11日电（王永霞），在今天举行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副局长吴浈针对记者的提问，声明一年批一万种新药，这个说法不准确。

    吴浈介绍说，大家讲一万多种引用的数据是200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药品申请数量11086个，所以讲一万个，数据没有问题，但是一万个并不都是新药。一万多个药品申请里面包括新药1113个，改剂药1198个，仿制药8000多个，一万多个数据是这三个准确概念组合在一起的。就按照吴浈的介绍是由新药、改剂药、仿制药三个部分组成，试问，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改剂药、仿制药呢？我不可能知道9000多个药的名字，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一般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会把它视为新药。这般的变化是药厂的“效益”运作，难怪许多老医生都要查看药品名册去开药了，真叫人眼花缭乱呀。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商品，不是一般产品，搞不好是要死人的，我总想，食盐要专卖，烟草要专卖，其实药品更应当专卖，价格控制、质量控制才会更有保障。现在的药厂直接面对医院和商店，价格也是经过审查批准的，医院也是阳光招标进来的药，药厂要生存，许多地方药厂还是地方财政的支柱收入，他们需要市场，需要销售量，你可以责怪他们不派“药代表”吗？你可以指责医生收取“药代表”的提成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根子上入手，不但要像食盐、烟草一样，由国家监控起来，还要严格审查它的利润空间，这样，“药代表”也不必去医院“上班”，医生的提成也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可以集中监控药品的质量。如果把这些“自我”环节去掉，由一个国家部门去管理药品，按照医院的需求配发相应的药物，是否会更好一些，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在这里讨论得了的。

    我只希望药品的质量要保证安全，让老百姓治病放心。

    在广东呆了几年，这次去南昌，走的是高速路，进入南昌时，居然不辨方向了，到了北京路，才看到了自己认识的南昌，惭愧。后来在市区兜了一圈，真的感到南昌的确是变化太大了。

    晚餐后，司机小李想带小孩去看看红谷滩的“秋水广场”，说那里的喷泉有100多米高，让孩子去看个热闹，也就一起去了。

    过八一大桥，车往右拐下，顺便先到“圣淘沙花园”看望了一位十年前的老朋友，在她那180多平方米的高层住宅里，领略了赣江之滨的美丽和这个住宅小区的现代气氛，仿佛到了广州、深圳的花园住宅区，心里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南昌真的变了。

    夜幕降临，小李兴冲冲地驾车前往“秋水广场”，宽阔的街道，临江一排排的绿化带，使我耳目一新，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看见大道边上远近交错的高楼，一种大都市的气势涤荡着我过去的陈旧记忆，深深地为之震撼。儿子在身边也适时地对我说，他的导师梁教授对他说过，他去过南昌，南昌的红谷滩不错。梁教授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老教授，也是全国知名的外科专家，国内外去过的地方不少，是个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人物，从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不是真的不错，这位非常严谨又挑剔的老教授是不会乱下结论的。

    远远就看见“秋水广场”了，两边的灯光描绘出绚丽的夜景，索菲特酒店，鑫峰酒店，两个风格各异的高星级酒店建筑仿佛在昂首对唱着一首红谷滩的赞歌，映入我眼帘的街道风光不会比沿海发达城市逊色。在排列有序的小车后面，我们停下车，兴奋地走上了沿江大堤。啊，真的不错！

    漫步在游人如鲫的大堤，我带着一种欣赏加挑剔的眼光去品味这个新南昌的美景。我尽情地咀嚼它，因为我对风景区或其他公益设施总喜欢带上有色眼镜去审视它的亮点与瑕疵。在我刚来的路上，我想像中的沿河风景带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硬巴巴的水泥构件，几个装模作样的喷泉，如此而已。但当我真正踏进“秋水广场”时，它那大气、和谐的布局让我感动，木板条的人行道，宽阔的堤下广场，优美的绿化带，既是河堤栏杆又可供人当凳歇息的栏杆设计，是那么的有人情味。特别是接近江边那长长的一片柳树林更是不可多得的亮点，让人们走进自然，享受到诗一般的境界。平缓的岸边绿草如毯，一直延伸到赣江，是那样的温柔可爱，人们在这里休闲消暑，间或还有几群男女在水中嬉戏，完全没有了城市的喧嚣，是都市里的“世外桃源”。我也忍不住用手在水中搅拨一阵，感到格外的凉爽和惬意。这种天人合一、独具匠心的设计，的确在一般城市是少见的。耳边响起《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悠扬歌声，让人们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更新更美的向往。

    在国内还有哪里的沿江景色比这里更好更妙的吗？我站在江边，静心搜寻能与它PK的对象，广州的珠江，上海的外滩，天津的滨海世纪广场等等，仿佛都不能同它齐驾并肩，是不是我孤陋寡闻，此时此刻在我的记忆中，觉得还没有哪个城市沿江公园的氛围可以把南昌赣江边上的这个公园“击倒”，这是英雄城的骄傲。

    突然，一面写着“北川中学、南昌五中”的红旗在我前面扬过，原来是北川中学与南昌五中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在这里搞活动，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南昌五中”的名字，忽地在我心中咯噔了一下，今天的“南昌五中”的孩子们是那样欢快地享受着生活，四十一年前“南昌五中一小撮”的一些孩子们却为一场政治灾难无谓地倒在了地下，当年他们不也像这些孩子们一般大，一样的天真、灿烂吗？逝者如斯呵……

    一阵激越的《西班牙斗牛士舞曲》奏响，在五彩斑斓的音乐喷泉中央，一柱128高的喷泉冲天而起，游人一片欢呼，这使得夜游人群中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不难想像，设计者的用心在昭示着新南昌的激越与腾飞！是的，“秋水广场”、红谷滩，你是新南昌的标志，象征着新南昌的希望！

    当我们回到停车位的时候，司机小李吃惊地苦笑了，他从车子的挡风玻璃上撕下一张小纸条，“违章停车，”去指定的地点交罚款。天哪！我们是外地车，第一次怀着美好的心情来这里参观，当然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况且我们停车的时候，这里整齐地排列着一串小车，如果不可以停车，至少也该有个醒目的标志，注意，我说的是“醒目”，或许在哪个角落里有一个小的标志，反正我们没看见。像人流车流这么大的地方，建议最好要有交警（戴红袖套的大妈、大爷也可以）在这里维持一下，告知游客，免得人家犯“错误”，采取如此“暗箱操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搞得游客不愉快是否恰当？值得商榷。

    在“秋水广场”进口处，有一个制作精美的小牌，写明点歌一首多少钱的说明，其实这样的规则也大可不必。“秋水广场”、红谷滩是南昌的一张很靓丽的“名片”，它应当向游人展示有江西地方特色的音乐，让人感受到这块红土地的美，增添对这块红土地的爱，而不是像舞厅那样去点歌，有关管理部门不要为了这区区蝇头小利，而去损坏了“秋水广场”的人文形象，美丽的东西，不应当有瑕疵。

    离开红谷滩了，我还在回味它的精彩，绝不会因为踩到了这一抹阴影而影响我对它的追慕。“秋水广场”、红谷滩是美丽的，值得凡是到了南昌的人都去看看，去领略它的美，去领略当代新南昌的大气与豪迈。

    红谷滩——由衷地赞美你！

    南城现在还有多少朱姓是益王的后人，不清楚。但是能持有《益藩朱氏宗谱》的人应当是益王的后人是没有问题的，我出于一种好奇的追寻，在龙湖镇一个老师的领引下，来到了龙湖镇北源村，这是一个普通的山区乡村，这里也是当年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地方，随处都可以看见显眼的红军标语。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朱老伯上山砍柴去了，我们在他家的厅堂里耐心的等候。

    过去了个把小时，朱老伯回来了，挑着百拾来斤的柴担，看着我们这几个陌生人在他家里，不知道找他有什么事情。那位老师立刻上前去同他打了招呼，说明来意，他放下柴担，揩揩汗水，有点不愿意拿出来，老师耐心地对他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了，你放心好了，他们只是在你这里看看。犹豫片刻后，朱老伯走进屋子里把那套珍贵的家谱搬了出来。他是一个年过六旬且不甚识字的农民，有熟人的介绍，他也就很放心地同我们攀谈起来。我笑着问他：“你就是益王的后代吧？”他笑了笑，可以看得出，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知道他的祖先这段风光的历史，表情上好像有点“自豪”，他把他祖上的传家宝，一套完整的光绪十六年（1890）重修的《益藩朱氏宗谱》摆在厅堂的桌子上让我们翻阅。家谱虽然很陈旧，但是那硕大的线装本，鲜红的题签，庄重的字体还是显现出了“王者”的风范。一整套的家谱，从朱元璋登基开始，到朱氏所有皇帝的传承关系以及南城这一支朱氏后裔的脉络延续，记述得清清楚楚。

    我凝视着面前的这位老人沉思着，他就是“皇亲国戚”，他就是朱元璋的后裔呀。我的思绪仿佛穿越了时空，从他饱经风霜的脸上仿佛读出了益藩宗室的沧桑。我拿出相机，请他抱着《益藩朱氏宗谱》给他拍照，让他定格在了这一历史的瞬间。

    国有“国史”，省、府、县有“志”，家有“宗谱”， 益藩王家族也不例外，在清乾隆年代就开始编修《益藩朱氏宗谱》。乾隆二十四年（1759），南城益藩王后裔聚集在南城，建祠堂传承朱氏脉络。我看见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益藩朱氏宗谱》原序中有这样的文字：

   “益端王名祐槟，为宪宗第六子，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至弘治八年（1495）就国建昌府故荆王邸，袭爵七代，迄今九世，子孙繁衍。从前未建祠宇，迄乾隆己卯岁（1759），各支聚贵鸠工置祠于城之雍熙街，予时董其事，春秋举祭，所以妥先灵而昭祀事者备极周详，然谱牒犹未修也。癸巳春（1773），因与族中诸人议修宗谱，将各支抄本检阅考订，悉心辑访，阅历三寒暑而始成书……”一本厚厚的《益藩朱氏宗谱》问世了。

    1645年，益藩所在的建昌府危在旦夕，益亲朱慈炱虽然在建昌府起兵反清，但最终失败。在江西曾经不可一世的朱氏益王家族，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为了躲避满清的迫害，在国破家亡之后，王族成员纷纷隐姓埋名，或窜伏山林，或辗转流徙，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活。

    在《益藩朱氏宗谱》中记述了一个叫朱慈的人物，是益藩王后裔，“世居王城，袭封奉国将军”。当时他才16岁，一个吃惯了山珍海味，穿惯了绫罗绸缎的纨绔子弟，突然一下失去了那种优越的生活环境，被抛弃乡野，“与农夫野老为群，世人谁辨王孙，潜遁荒郊，风凄雨苦，露冷霜寒，所历羊肠鸟迹。”后在里塔镇的曾潭村躲藏起来，自食其力，到了40岁才与一罗姓女子缔结婚姻……

    宗谱中还交代了最后一个益王（益先王朱慈炱）四个儿子的去向，益先王朱慈炱的长子外逃病故，次子当时被押到北京，后来在北京受到“恩恤”，给了他房子居住，并派人保护，让他在北京安居乐业，他在北京还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儿子迁徙到山东。第三个儿子在乙酉（1645）国变中战死。第四个儿子朱可升藏匿在城郊的邓家坊，满清定鼎北京后，世祖就下令，对先代帝王苗裔以宽大政策对待。得到此消息，朱可升走了出来，并对“其旧存田宅，有没入民家者，则尽赎之，”安居在南城。

    康熙七年（1668）爱新觉罗玄烨下了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归。”此后，明宗室后裔才结束了逃亡生活，恢复了普通平民的身份。雍正二年（1724），继续“落实政策”，令“天下有系明代后裔，未复姓朱姓者悉复姓朱。”建昌府朱氏后裔都慢慢出来寻祖相聚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益藩朱氏各支后裔聚集南城，集资在雍熙街建造祠堂，后来又编修族谱，正本清源。《益藩朱氏宗谱》历经三年编撰完成。

    朱家王朝曾经为了家族永续，除了原来太祖规定的“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世系外，还为南城这一支脉规定了20个字的世系支派“金陵开异叶，盱江达源流。显承登上选，台阁仰千秋。”可惜，益藩王这一族还没有走到“和”字辈，王朝就崩塌了，成了永远翻过去的一段历史。

益藩王系序列：

益端王朱祐槟（1478——1539）

南城益藩始祖，宪宗第六子，成化十四年（1478）张德妃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封益端王，弘治八年（1495）就藩建昌，生4子，嘉靖十八年（1539）薨。

长子厚烨（益庄王）

次子厚炫（崇仁郡王，后弃崇仁郡王，继接厚烨为益恭王）

三子厚煌（金溪郡王，生一子）

四子厚（玉山郡王，无子）

益庄王朱厚烨（1498——1556）

益端王长子，号勿斋，弘治十一年（1498）彭妃生，嘉靖二十二年（1543）袭封为益庄王，无子嗣，嘉靖三十五年薨。

益恭王朱厚炫（1500——1557）

益端王次子，号一斋，弘治十三年（1500）彭妃生，初封为崇仁郡王，因益庄王朱厚烨无子嗣，嘉靖三十六年（1557）袭封为益恭王，生五子，万历五年（1577）薨。

长子载增（崇仁郡王，生三子）

次子载寰（安东郡王，生二子）

三子载（舒城郡王，生三子）

四子载（阜平郡王，生三子）

五子载壤（铜陵郡王，生一子）

益昭王朱载增（1516——1546）

益恭王长子，正德十一年（1516）王妃生，嘉靖六年（1527）封崇仁郡王，未及袭封王位，即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去世，死后追封为益昭王，生子三。后由载增的长子翊鈏袭祖受封益宣王。

长子翊鈏（号潢南，袭祖受封益宣王，生十九子）

次子翊铤（号允南，镇国将军，生四子）

三子翊钟（号凤南，镇国将军，生九子）

益宣王朱翊鈏（1537——1603）

益昭王长子，嘉靖十六年（1537）郑妃生，万历九年（1581）袭封为益宣王，生子十九，嘉靖三十一年（1603）薨。生性豪爽，自称“潢南道人”，喜结交高朋、侠客，常招客至府中，筵宴达旦。

长子（早夭）次子常（号仙源，袭封为敬王）

三子常溱（号黎邱，黎丘郡王，无子嗣）

四子常洚（号浦阳，浦阳郡王，生一子）

五子常汭（号淳河，淳河郡王，生一子）

六子常汛（号心源，华山郡王，生一子）

七子（早夭）

八子常涞（筠溪郡王，无子）

九子常湑（罗川郡王，10岁亡）

十子常漈（安仁郡王，生一子）

十一子常涂（号灵源，德化郡王，乙酉国变，殉城，生四子）

十二子常洞（号正源，德安郡王，生十三子）

十三子常湖（郧西郡王，无子）

十四子常（丰城郡王，无子）

十五子常淄（泸溪郡王，生四子）

十六子常（峡江郡王，无子）

十七子常漴（安义郡王，无子）

十八子常泫（新建郡王，无子）

十九子常涟（号庆源，奉新郡王，乙酉国变，逃亡福建，丙戌福建绝食7日薨。生五子）

益敬王朱常（1559——1615）

益宣王次子，号仙源，嘉靖三十八年（1559）孙妃生，万历三十三年（1605）袭封为益敬王，生八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薨。

长子由木（益定王）

次子由（仁化郡王，生一子）

三子由橦（兴安郡王，无子）

四子由（和顺郡王，乙酉国变，逃亡福建鼓山为僧，生一子）

五子由□（号寰敬，延宁郡王，无子）

六子由（号冠寰，永宁郡王，乙酉国变，在抚州殉国，生一子）

七子由柽（嘉祥郡王 ，无子）

八子由（号思寰，德兴郡王，生五子）

益定王朱由木（——1634）

益敬王长子，号震寰，颜妃生，万历三十五年（1588）封嘉善郡王，万历四十五年（1617）袭封为益定王，生七子，崇祯七年（1634）薨。

长子慈炱（益先王）

次子慈（钟祥郡王）

三子慈（兴化郡王）

四子慈（进贤郡王）

五子慈燫（文昌郡王）

六自慈灿（建城郡王）

七子慈（彰德郡王）

益先王朱慈炱（——1646）

益定王长子，号汲素，王妃生，崇祯九年（1636）封益先王，或称“素王”。生八子，乙酉国变，捐资、招募兵勇抵抗清军，失败后逃亡粤东，次年在广州去世。

长子和玺（字仁接，建昌府城陷，外逃）

次子和垕（字汉雪，建昌府城陷，逃广东，后押解到北京，赦无罪）

三子和埈（字云倬，乙酉国变，在抚州被清军所俘虏）

四子和坰（字可升） 

五子（夭亡）

六子（夭亡）

七子（夭亡）

八子（夭亡）

    从谱系中可以看到益藩宗室从弘治八年（1495）正式到就藩建昌府，到乙酉（1645）国变，这一支朱元璋的后裔在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历时150年。一个朝廷的兴旺与灭亡在益藩宗室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益端王朱祐槟就藩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149年。一个半世纪中，这个庞大的朱氏家族基本都在南城生息，死后也基本安葬在南城，这些墓葬区现在都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益王家族的陵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过在清顺治晚期开始，就开始得到了一些“政策性”的保护。当年由于朱氏王朝的崩溃，一些当地老百姓，甚至一些庙宇的僧人都开始打陵墓的主意，拆陵墓建筑和盗取墓城砖块的事时有发生。当时的县府衙门为了保护好这些陵墓，还发过告示，“禁止盗拆”。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二十三日知县李正蔚、县丞方文相、典吏吴杰具名告示：金华（洪门镇外源村益端王墓）、二仙（洪门镇长塘街益庄王墓益先王墓）、资圣（洪门镇庄上益恭王墓）、七宝（亦称女冠山，益昭王、宣王、敬王、定王，在岳口乡游家巷村）四处，看山人等，公同踏勘间随据本官，遵依查验。”

    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再次强调“府宪邹批允钧语：……何物僧人胆敢妄行废拆，殊为不法！”。

仅次于皇帝地位的亲王，墓地非常气派。南城益藩亲王的墓地除了陵墓本身用围墙封闭外，明代时期，一般都划有很大的一块地盘作为墓区保护范围，多的地方达十数里，在保护范围内不得开山、砍伐、狩猎。

                                      益端王朱祐槟陵墓

    第一代益端王朱祐槟和王妃彭氏、孙氏的墓地在洪门镇外源村对面的金华山，这里山势高峻，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的小山包是他们的陵寝，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前面有一百多米的神道，两旁依次排列文武翁仲、石兽、神道石柱（华表）。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婉延的小溪。站在现在通往洪门的公路下面，就可以看见其非凡的气势。

    益端王朱祐槟墓地遭到严重破坏，以前的壮观早以不复存在了。陵寝前有“享殿”遗址，原来的神道上倒塌着破裂的汉白玉碑刻，碑刻原高3米多，宽1米多，厚有30多厘米，是一块嘉靖十八年（1539）赐祭朱祐槟夫妇的“御祭文”。

    朱祐槟墓出土的文物有：金凤钗、金簪、金耳挖、金耳环、金香囊、玉佩、玉带、玉圭、铜镜、陶俑等等。

    从益端王朱祐槟墓志铭来看，由于是他的儿子朱厚烨亲自撰写的，多为溢美之词。对于老百姓民间流传的“容臣一柱香”怒杀易将军的故事，当然里面不会记载。倒是有他进入南城境界时，由于他的官船大，当时河水不深，船被搁浅，船上的陪同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沙河冲湾作浅，巨舰难于力挽，众皆惊怖。”朱祐槟并没有责怪谁，还带着随从登岸休息，等民夫把淤沙清开，再继续前行。

    墓志铭说他生活简朴，“性不嗜酒，膳不兼味，每日一素食。”从他的墓中出土的器物来看，远不如后来的几个亲王，随葬器物比他们少得多。

   有资料记载：“从明墓中出土器物中都能证明各诸侯封王生活享受的奢侈，唯独在江西很方便调用精美瓷器的益王却不赶潮流，使用这种与平民同等质地的餐具……益府小盘口径13.1厘米，底径7.5厘米；瓷胎、釉色一般，浅腹式壁，敛口，内外平底，满釉，圈是内陡外斜；外壁青花绘有对称的两朵云团及两只飞翔的天鹅；盘内从内到外青花划线三圈，中书‘内府’外圈书‘典膳所宴餐公用’历代宫廷或王府的器物都讲究奢华，此盘为不多见的例外。”

    益端王捐助都江堰治水的事情在都江堰被人传诵，正德年间，水利佥事卢翊修治都江，原来的堰铁石漂荡无存。“遵秦守遗制，用竹笼。因笺启蜀王，得岁助青竹四万竿，以给盛石篓笼之用。”

                                        益庄王朱厚烨陵墓

    此陵墓面对黎滩河，原来的陵寝山墙长25丈，宽10丈，气势不凡。墓前有“享殿”遗址，神道直达黎滩河边，两旁依次排列文武翁仲，石狮、神道石柱等石雕。

    1958年修建洪门水库，对这座墓进行了发掘，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金、银、玉、瓷、铜、铁、锡、陶器等数千件，是当时江西出土文物所罕见，其中金丝编织镶嵌宝石的金冠和金丝秀阁的金钗是稀世珍宝，有许多器物可以与北京定陵的出土器物媲美，这些出土文物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益恭王朱厚炫陵墓

    第三代益恭王朱厚炫（王系第三代，人系第二代，他是端王朱祐槟的次子，庄王朱厚烨的弟弟。）陵墓是与王妃黄氏、章氏的合葬墓地，位于洪门镇庄上村的资圣山，这里四周翠峰耸立，一湾碧水环抱，有“五马团槽”之势。是所有益王墓地唯一仍然保存有文武翁仲、石马、石狮、神道石柱（华表）的陵墓。

    陵寝山墙长25丈，宽25丈，虽然山墙早已经不存在了，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一米左右厚实的山墙墙基础和“享殿”的遗迹。1930年陵寝被住在南城的河南会馆李慕金等人盗挖，现在看见的陵寝是一个巨大的土坑。当年砌陵墓二三十斤重一块的“王砖”在村庄里面随处可见。

                                     益昭王朱载增陵墓

    第四代益昭王朱载增的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七宝窠，是与王妃章氏、郑氏的合葬墓。墓地正南面临盱江，背靠大山，以围墙为边界，与宣王、敬王陵墓神形相依，规模宏大，昭王朱载增陵寝的山墙长 50丈宽30丈，早已被废，有“享殿”遗迹 。“文革”期间陵墓被盗。

                                      益宣王朱翊鈏陵墓

    第五代益宣王朱翊鈏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七宝窠，是与王妃李氏、孙氏的合葬墓，陵墓正南面临盱江，宣王朱翊鈏的陵寝同在其父围墙内。原有的围墙、享殿被废，文武石翁仲、石龟等只存遗迹。1979年省博物馆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益敬王朱常陵墓

    第六代益敬王朱常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九龙窠，是与王妃颜氏、王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 40丈宽30丈，早已被废。益定王朱由木陵墓第七代益定王朱由木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蛇形窠，是与王妃王氏、黄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 50丈宽30丈，前至门前江边，早已被废。

    墓地封土高3米，陵寝正南盱江自东向西流过，陵寝左右有两条长形小山顺地势向南延伸，原来的围墙基础清晰可见。益定王墓是由青砖砌成的三椁室，中间是益定王，左为王妃黄氏，右为次妃王氏。益定王墓出土的文物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器物，尤其是那件高15厘米，直径3厘米的玉香笼，堪称稀世珍宝。

                                         益定王朱由木陵墓

    第七代益定王朱由木陵墓在岳口游家巷的女冠山蛇形窠，是与王妃王氏、黄氏的合葬墓，原陵寝的山墙长 50丈宽30丈，前至门前江边，早已被废。

    墓地封土高3米，陵寝正南盱江自东向西流过，陵寝左右有两条长形小山顺地势向南延伸，原来的围墙基础清晰可见。益定王墓是由青砖砌成的三椁室，中间是益定王，左为王妃黄氏，右为次妃王氏。益定王墓出土的文物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器物，尤其是那件高15厘米，直径3厘米的玉香笼，堪称稀世珍宝。

                                     益先王朱慈炱陵墓

    第八代益先王朱慈炱陵墓在洪门水库大坝旁边的二仙山，第二代益庄王朱厚烨墓的旁边。明王朝灭亡之后，南城的益藩王族尚未溃散。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益先王朱慈炱在建昌知府王域和广大江西乡绅的支持下，在建昌起兵反清，招募勇士八九千人。由于朱慈炱不知道兵事，用人不当，再加上南昌的另一支宗室暗中与清军勾结，清军迅速南下，七月，建昌府沦陷。他先是逃往福建，后再逃到广州，次年就在广州去世。是家仆阉人李翔千辛万苦把他运回南城，草草安葬，所以他的陵墓及其简单，当然也就没有多少随葬品了。南城的许多地方资料都称他为“益末王”，大概是认为他是南城益王中最后一个“王”的意思，不会是亲王自己或朝廷帮他取了一个这么不吉利的名字。《益藩朱氏宗谱》中把他称为“先王”，这里也就这样称呼他吧。

    岳口游家巷是益藩朱氏亲王最集中的地方，在这一带集中了三个亲王的陵墓，来到这里一看，满目荒凉，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景象，倒是在一些农舍前面可以看见一些完好的墓砖，那些墓砖已经历了四五百年的风雨，还是那样的坚实，敲击一下，清脆的声响让我们振荡在历史的音符中，不可一世的益藩家族，这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呵。

    “金水桥”是进入益王府的三座红石卷成的拱桥，至今还残留在县幼儿园里的一个角落，上面长满了杂草、小树。奇怪的是，虽然没有流动的溪水，可是桥下的水从来没有干过。占地十多万平方米的益王府，就剩下了这点遗迹了。“金水桥”前面，原来还遗存有宽度20多米的六柱五间绿色大理石牌坊基础石，可惜也被挖掉了，旁边剩下的是面目全非的益王府小校场（人民广场）。但是，益王府的这段历史却将永远遗留在南城人民的记忆中。

    我开始知道南城益王府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胜利路小学读书（盱江小学），经常会到三完小（实验小学）去玩耍，在那里还经常可以拣到“玉子”（小孩玩游戏的一种投掷工具，质地很好的琉璃瓦碎片）。那时候在那里还可以看见蟠龙的台阶，许多残破的石雕也散落在校园四处，高大的树木静静地耸立，仿佛在默默地咀嚼这里的沧桑往事。

    在“金水桥”正南面是一段下坡的地段，那里是通往王府的官道，有十柱石牌坊等石雕建筑物，十柱坊后面有人工挖的深水池，上面也架有三座石拱桥，十柱石牌坊上部镂空雕刻祥云盘龙，石柱底部前后有抱鼓石，横额南面书“忠敬孝友”，北面书“屏藩帝室”，中间镌刻益王府藩王册文。“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巨大石碑，立在前面，显示着王府的尊贵，益王府前门的宏伟规制可见一斑。民国时期以来十柱坊只有六柱，到文革时期，那些残留的“封建遗迹”基本被扫荡殆尽了。

   益王府到底有多大？今人已经难以准确地说清楚了。但是从历史文献和大致的建筑痕迹还是可以看出其宏大的规模。

    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把自己的几十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后接班的朱氏皇帝都依照这种规制进行分封。最早分封到建昌府（南城）的是仁宗皇帝的第六个儿子荆宪王朱瞻堈，他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被封为荆宪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建昌府。当时的荆王府也是在天一山一带，规模不是很大。荆宪王在南城前后生活了17年，一天荆王府突然从梁上悬下一条大蛇，朱瞻堈吃惊不小，赶紧请求朝廷让他迁徙别处。于是，在正统十年（1445）即迁移到湖北的蕲州。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明代第九任皇帝，孝宗朱祐樘又想起了南城这块风水宝地。弘治五年（1492）开始对原来的荆王府进行改造扩建，为益王来南城作准备。弘治八年（1495）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朱元璋的六世孙）益王朱祐槟封藩到了南城。为了扩建王府，“广取军民屋址，人情汹汹”。南城知县高齐南出面调停，迁走百姓。在王府四周筑起了围墙，纵深144丈8尺，墙高2丈9尺，用特制的“王砖”砌成，称为王城，王城开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 。益王朱祐槟还在王府前增建了“忠敬孝友”的十柱牌坊。

    益王府的大致范围是：东至大岭头，西至天主堂、南至生产路小学、北至天一山水塔一带。益王府里面也像皇宫一样建有“三大殿”，前殿（承运殿）、中殿为正殿（圆殿）、后殿（存心殿）。中殿殿基高6尺9寸。殿四周有走廊，檐柱采用整块的巨石雕凿而成。殿内的柱子为巨大的木柱，直径都在五六十公分，益王府内遗留下来的木柱磉石，有几块现在放在麻姑山仙都观门前停车场的樟树下，从这几块磉石就可以看出当年益王府大殿的气派。

    大殿两厢周围有三宫、宗庙、书院、仓库、游击署、守备署，还有沐浴、进膳等房屋，共计800余间。据史料记载，一次因患白蚁，“修缮之费约银3万余两”。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二月失火，烧废房屋260余间，接着花几万两白银进行维修。

    益王之下还有郡王，他们大都在南城县城内据地营造郡王府，如：崇仁王府在西街，金溪王府在东街，玉山王府在南街，阜平王府在车家巷，铜陵王府在南门……由于世袭了七代八王，在建昌府修建的郡王府有46处，由于时境变迁，清代以来，有的废弃，有的成了民宅。

    清代，益王府改作文庙，原来的中殿改为“大成殿”。1942年，日军侵犯南城，“大成殿”被严重破坏。

    站在“金水桥”头，去寻找当年的益王府，只是一种遥想，但愿遗留下来的这三座“金水桥”能整理修缮，给南城这个古老的县城留下一段益王府的记忆，给后人留下一个怀古与凭吊的见证。前不久金水桥前面还有王城内牌坊的遗迹，从那些淡绿色的大理石基础还可以看见六柱五间牌坊的魁伟，可惜，又叫人给挖掉了。

    相传，益端王朱祐槟就藩南城时，文有状元张昇，武有将军易简保驾，乘坐一队大官船，由长江入赣江转抚河上盱江逆水而来。船队航行到南城县界的入口处——廖化潭，只见这里两岸高山逼近江面，树木遮天盖地，阴森可怖。由于盱江这一段水面狭窄，恰似一个葫芦颈，益端王见此情景，怒骂道：“这哪里是保我的驾？分明是想谋害我！”当即口谕：“把易简绑去斩了！”

    可怜的易简将军，人头旋即被砍落江中。益端王又指着状元张昇骂道：“你们在皇上面前，奏说建昌府恁般的好，完全是一派胡言。”张昇是南城人，了解这一带的地势，见易简人头落地，赶紧叩头解释：“请千岁容臣一柱香功夫再杀不迟。”“好，点上一柱香，叫你死得不冤！”船队继续迎风逆水行进，一柱香燃去了大半截，廖化潭狭口也缓缓地甩在后头，江面逐渐宽阔，盱江两岸沃野百里，稻香风暖，好一个鱼米之乡。这时益端王才感到错杀了易简，到南城后便把他厚葬，并在天一山建了一座将军庙纪念易简将军，据说，现在的天一山 “将军岭”的地名就是因此而来。杀易简将军的事我还没有查到有关文献的记载，只是广泛流传的故事而已。

    益藩府第，南城“市政建设”历史曾经的辉煌，益藩王坐镇建昌府风流过150个春秋时光。然而，从清代顺治以来，益藩王府就受到破坏，先是把王府改造成学宫，再后来的后来就变成了面目全非的学校。但是，这段历史对于南城人民仿佛是个永远不会熄灭的话题，然而，要追索它的真面目，已经不可能了，唯有拣起一些残留的历史碎片，算是让人们对南城益藩王这段特殊的历史增加一点点了解。

                                     明王朝的封藩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有力地监督地方官吏效忠朝廷，同时又为了防止发生皇族家庭争权夺位的争斗，维系并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夹辅皇室”。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除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皇二十六子朱楠出生不久便夭折外，其余24人均封为亲王。

    明朝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皇子封亲王，亲王封号均用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荆等。亲王的嫡长子立为王世子，授金册金印，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一品官，他们是亲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其余亲王诸子立为郡王，授镀金银册银印，郡王封号用州县地名或古地名。郡王嫡长子立为郡王世子，嫡长孙为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二品官，他们都是郡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其余郡王诸子封为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封为辅国将军，郡王之曾孙封为奉国将军，郡王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郡王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郡王六世孙以下皆封为奉国中尉，世袭封号。

    朝廷规定各地藩王“分封而不锡（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但是他们显贵的身份，尽管没有行政官员职务，却可以直接向皇帝上疏奏章。朝廷大臣在亲王面前，都是“伏而拜谒，无敢均礼”。地方官员更是受制于王府，被其左右。王府冠冕服饰，车旗邸第，仅次于皇帝。朝廷规定亲王每年的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最少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

    这些宗亲子弟出生时须向专门掌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请名，年长再请婚，食俸终生，死后复由朝廷祭葬。致使明宗藩世代蕃衍，朱氏子孙遍及全国。

    明朝历代在十多个省区分封有上百个藩王，其中江西境内有“三藩”（荆宪王朱瞻堈时间很短，也在南城，江西史学界一般称“三藩” ），分别是：南昌宁王——以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为首的宁藩王系；鄱阳淮王——以明仁宗朱高炽第七子、淮靖王朱瞻墺为首的淮藩王系；南城益王——以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实际排行是第六子，因皇长子、次子早夭，孝宗朱祐樘是第三子，继位当皇帝）、益端王朱祐槟为首的益藩王系。益端王朱祐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弘治八年（1495）正式到南城就藩，他这一支在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历时150年。

    益王就藩南城，除了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王府，里面的机构设置也五脏俱全。王府里面设立长史司，算是王府里面的大管家吧，负责处理王府的日常事务，南城益王府按照礼制，设立王府长史司，内设部门占“编制”的人员如下：

王府长史司及内设机构

长史司

左长史一人  正五品

右长史一人  正五品

典簿一人  正九品

审理所

审理正一人  正六品

审理副一人  正七品

典膳所

典膳正一人  正八品

典膳副一人  从八品

奉祠所

奉祠正一人  正八品

奉祠副一人  从八品

典乐一人  正九品

典宝所

典宝正一人  正八品

典宝副一人  从八品

纪善所

纪善二人  正八品

良医所

良医正一人  正八品

良医副一人  从八品

典仪所

典仪正一人  正九品

典仪副一人  从九品

工正所

工正一人  正八品

工正副一人  从八品

其他人员

伴读一人从九品

教授  无定员  从九品

引礼舍二人  未入流

仓大使一人  未入流

副使一人  未入流

库大使一人  未入流

副使一人  未入流

嘉靖四十四年以后进行过一些“机构改革”，进行过一些合并。

这种礼制的设置，在郡王府和镇国将军府就要简单得多了。

郡王府

教授一人  从九品

典膳一人  正八品

镇国将军府

教授一人  从九品

开封小霞，笔名少侠，性格亦然，英语专业，来广东打工两年，28岁还一人漂泊，南昆山一叙，颇有话语，她喜写古诗，赠我一首，亦寄语以赠。

南昆岭上遇少侠，

七星湖中话桑麻。

开封悠悠千古事，

莞城匆匆二岁茶。

黄河浊浪排空去，

粤海长风斗春华。

小叙诗文忘年韵，

霞流天际何处家？

                   2007年3月29日

    岳阳楼耸立在岳阳市西门城头，东倚巴陵山，西临洞庭湖，北枕万里长江，南望三湘四水，历史悠久，气势雄伟。据说当初是东吴鲁肃建造在这里操练水师的“阅军楼”，唐代才改为“岳阳楼”。它与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盛誉。

    岳阳楼是一栋三层三檐的木结构建筑，三层十二个飞檐像十二只张开的翅膀，凌空欲飞。第三层的檐下悬挂着郭沫若书写的“岳阳楼”金子匾额，为楼阁点睛增辉。走进第一楼大厅，迎面竖立的就是那篇芳垂千年的《岳阳楼记》巨幅雕屏，这是乾隆八年（1743）大书法家张照应岳州郡守之邀书写的传世珍品。我被那挺俊飘逸的书法陶醉了，仿佛闻到了雕屏中散发出来的悠悠清香。

    这时，进来几个日本人游客，站在大厅里望着雕屏叽里呱啦了一阵子，看样子他们很感兴趣。日本人指手划脚地在议论旁边的几副楹联，仿佛十分内行地在说些什么。翻译对戴“工作人员”胸牌的姑娘说：“他们说，这是颜体字。”戴胸牌的姑娘热情地接过话头，“是的，清朝的颜真卿。”我在旁边蓦地大吃一惊，替她捏了一把汗。翻译微笑地同他们说了几句，只见日本人不住地点头，一副矜持之态，估计翻译对姑娘的话做了修改。日本是个盛行书道的国度，大概这几位不远万里寻访倒此，说不定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呢。姑娘笑得那么甜，接着介绍说：“这块是仿制品，真迹在二楼。”听她这么一说，我立即三步两脚登上二楼。啊！张照真迹，由十二块长条紫檀木精雕而成，两幅屏雕作品相比之下，二楼真迹独具神韵就不言而喻了。

    为什么会有两副张照的雕屏呢？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早在一百多年前，岳阳有个知县，他看中了这副雕屏，觉得买给洋人有个好价钱，便暗中派人仿造了一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知县派人驾小船从洞庭湖爬上岳阳楼，取下真屏，安上假屏，乘夜潜逃。不料船行数十里，风浪大作，船翻人亡，雕屏沉入湖底。到了冬天，水落滩干，雕屏被一渔民打捞上来，藏放在家中。当时这事被巴陵一名士知道了，他用百两纹银向渔民赎得，重新安放在岳阳楼。

    第三楼是最高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雕像置于右侧的“三醉楼”，楼厅正中悬挂毛泽东书写的杜甫《登岳阳楼》诗，龙飞凤舞，气度不凡。两侧挂着“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并署有“长庚李白书”的对联，这副李白的对联应当不会是真迹吧。

    缓缓独步，凭栏远眺，好一个浩淼的洞庭湖呀，烟雨茫茫，君山远隐，舟楫竞渡，白浪连天。置身在这楼中画，画中楼之中，微目遐想，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仿佛看见了李白、杜甫在这里吟诗把酒，东吴鲁肃正在操练水师……情情切切，自得其乐，妙乎高哉。

    古人说得好，山以仙名，物以人传，景以文显。岳阳楼面积虽然不大，三层楼上下都挂满了今古名人的书法楹联作品。一篇《岳阳楼记》，字字珠玑，成为千古绝唱，使岳阳楼名声远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

正月初三，南城习俗，不可走门串户，闲着无事，想到今年是南城建县2200周年，一股怀古的情思驱使我独自寻盱江岸古城墙漫步。静静凄凄的古城墙，面对滔滔北去的盱江，满目凄凉。与城内的春节气氛形成巨大的反差。城内的人们仿佛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尽管过年的鞭炮炸响成片，而它却像畏缩在屋檐下的乞丐。小时候见过的城墙旧貌早已不复存在，原先周回十多里的古城墙仅残存盱江西岸一段了，若不是这段城墙有防洪作用，恐怕也早已夷为平地了。我没有梁思成先生那种抱着北京城砖流泪进而慷慨陈词发心境与胆略，但面对此情此景，只能扼腕痛惜。因为它对于展示有着2200年建县史、素有“礼乐之邦，文献之府”的南城古城风采，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南城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县治在汉、晋、唐时期几经变更，至北宋元丰八年（1085），定为现址。当时的建昌军知军事郑炎组织修筑了南城的新城墙（即现存的城墙），新城墙的规模东至盱江西岸，西至建昌大道，北至五金厂，南至水文站，“开四门，东曰武胜门，西曰仪凤门，南曰通会门，北曰朝京门，为江西诸邑之冠”。古人修筑城墙，主要是为军事防御而建，因此，历代的战争都以攻占城池为重点。南城是建昌军（府）和县治所在地，“扼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是江西战略重镇之一。所以，历代战祸所及，它都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然而，每当战事结束，当局又都会进行修缮，最晚的一次全面整修是在光绪十年（1884），现存的城砖上，“光绪”字样仍然清晰可见。当然，现在用不着它来进行防御，但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古迹，它自然有着深远的保存价值。

我久久地凝视着宋代初建时期的红块石，抚摸着明、清时期修补城墙特制的城砖，心中涌起一种无名的忧虑。古城墙呀，你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风雨雨，你是南城历史发展的见证，从你满目疮痍的墙体，可以读出南宋抗金的悲壮，可以听见朱元璋部攻取建昌城的战鼓，可以回眸益王就藩南城的盛况，可以看到明代农民起义军的大旗，可以想像曾国藩率部驻扎南城近半年的战争态势，可以目睹日寇侵占南城的铁蹄……有位名人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残存的古城墙呵，你经历过多少次的战争洗礼，你铸就了一部南城历史进程的诗史。

前不久，一位刚到南城上任的县领导问我，南城建县这么多年，有什么地方可以反映出它的“古”，我对他说，现在能够看见的时代久远的古建筑就是古城墙了，但是破败不堪了，这位领导一脸的严肃。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自身的文化遗产都会有一种骄傲感，因为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在发达国家，只要是上百年的东西，不管的建筑还是器物，从城建规划到环境保护都能得到很好的“尊重”。倘若是数百年或者上千年的东西，那一定捧为“国宝”。我们是不是因为历史悠久的东西太多了，这一点我不敢枉下结论。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认识，这段近千年的残余古城墙应当受到认真的保护，让它为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余热”。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打古文化这张牌，没有古迹的地方还在花巨款造出“古迹”来。南城古城墙同赣州的“宋城”相比，年代只差十几年，可以说，在江西和全国都为数不多，赣州通过对宋城的维修，打出“宋文化”的牌子，把赣州名声呢感炒得红红火火，赣州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业都大受其益。我们常提到临川文化开发，保护好这段古城墙，至少可以说是临川文化开发的一部分，也是对南城历史文化沉淀的发掘。采取积极的办法去维修保护古城墙，并借此开发新的内容，对于展示古城风采大有益处。

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县城总体规划就对古城墙有过总体设想，把保护古城墙和建设沿河公园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古城墙这一千多米的地段辟为沿河公园，甚至继续向北延伸，古城墙面对盱江、太平桥，东南有从姑山相映，北有万年桥、聚星塔为邻，加上今后有廖坊水库的蓄水面，人们在古城墙下，盱江岸边休闲、晨练、娱乐。该是一幅多么瑰丽而诱人的画卷呀。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没人想起它，让它展现新的容颜……当然，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工程的实施，会受到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条件的制约。然而，“圈地为牢”的保护古城墙，按照总体规划和设计，分阶段实施，让它不再受“涂炭”总是可以的。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相信不久的将来，古城墙会有新的希望，她将伴着新时代前进的步伐迈向新的明天，用句时髦的话来说，“梦想一定会成真。”